应该是刘禅吧。
近年来，给刘禅翻案的人不少，但不管怎么翻，他宠信宦官、听信鬼巫、怠政亡国这些污点也很难洗去，他仍是中国历史上昏庸之主的代表之一。
但是，刘禅又与那些彻底昏庸的皇帝不同，他的昏庸主要体现在无能、缺乏领导力上，而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自知之明和审时度势上，他表现得相当不错。
例如，自从刘备死后，诸葛亮就成了蜀汉的实际掌控者，而此时的刘禅完全是一个礼仪皇帝，国家政务基本与他无关，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朝堂之上，充当诸葛亮的橡皮图章。
从表面看，这时的刘禅与曹操手上的汉献帝似乎并没什么区别，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汉献帝，毕竟曹操安插在汉献帝身边的人是温文尔雅又心存汉室的荀彧，而诸葛亮配给刘禅的则是耿直严厉的董允。
更悲催得是，诸葛亮还刻意想将刘禅培养成一个儒家的理想君主，对刘禅的私生活多加管束，不让他私德有失，如禁止他纳过多的嫔妃，限制他随意游玩等等。
对于大多数青年皇帝来说，这种一手捧上神坛、又一手管死的监管方式是很难忍受的，他们很容易会在一国之主的虚幻和无权皇帝的现实中失迷失方向。所以，几乎所有的傀儡君主一有机会都会反抗，或者在权臣死后进行反攻倒算。
可刘禅却是个异类，他身边有忠于刘氏的老臣（如赵云、魏延等），也有不满诸葛亮的下属（如李严、李邈等），但他却能克制住冲动，泰然接受自己处境（当然也有可能是诸葛亮管得太严，刘禅根本无法反抗）。
除了对整天找他麻烦的董允有些意见之外，刘禅没表露出对诸葛亮的任何不满，他甚至还对诸葛亮明确地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由于刘禅的克制（或者说是无为），蜀汉在诸葛亮主政期间异常稳定，诸葛亮作为摄政的权威和合法性从未遭到过任何有威胁的挑战，什么“衣带诏”式的密谋更是无从谈起。蜀汉基本做到了上下同心，令行禁止。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诸葛亮得以放开手脚施展政治抱负，迅速地将危机重重的蜀汉打造成一个高效运转的军事帝国，而刘禅也因此完成了他“明君”的功业——由上而下地推动社会变革，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尽管他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一直都在充当看客。
在诸葛亮死后，刘禅的自知之明和审时度势就更加引人注目。
面对诸葛亮留下的权力真空，刘禅并没有抢班夺权。他虽然对国家官职做了一些调整，如废除丞相等，但并没有破坏诸葛亮创立的政治格局，国家大事依然由蒋琬、费祎等宰辅掌握，刘禅再次主动退居二线，继续充当蜀汉的精神领袖。
蒋琬、费祎等人都是诸葛亮精心挑选的忠诚稳重之士，他们上任后基本是萧规曹随，沿用了诸葛亮的治国方法。这使得诸葛亮辛苦创立的制度得以保留，而蜀汉也能继续保持政府和军队的高效运转。
在这期间，刘禅虽然庸碌无为，却不折不扣地完成了明君的所有职责：专心修德（或者说，道德无大的缺失）、恪守君道无为、敬重贤人、信任大臣、使臣下人尽其才。
就这样，刘禅神奇地实现了明君的统一——既推动了社会变革，建立新制度，又严格自律，确保君权不影响新制度的运转。
不仅如此，刘禅和诸葛亮还在无意间，创造了一个令后人无限向往的君臣模式。中国自汉代之后，主要的治国方式就是“霸王道杂之”，这项制度的精髓在于，儒法并用、各取其长；以儒家的“王道、仁政”为政治理想和施政原则，以法家的“赏罚必信”、“循名责实”为实际治理手段，刚柔并济、德威相辅。
中国古代王朝的君相分工也呼应了这种治理方式，其中，君主总揽全局，主在修德、教化民众，丞相负责政府实际运作，注重明正法度、考察事功。
所以说，“霸王道杂之”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由一个儒家的道德君主来规划国家发展蓝图，由一个法家丞相来推动国家机器将其付诸实现。这样不仅符合儒家“内圣外王”的主张，又能满足国家有效治理的需要，而蜀汉尽管没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却也相当接近。
可以说，刘禅和诸葛亮基本实现了君相的最合理分工，刘禅修德、诸葛亮主政，蜀汉在意识形态宣传和实际国家治理上都很过硬，蜀汉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以“霸王道杂之”之术治国的典范。更为重要的是，刘禅和诸葛亮还成功地突破了君臣关系的魔咒——权力内斗。
刘禅和诸葛亮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迫于形势，他们在合作期间都极为克制，都没越雷池一步，从而成就了双方的声名。其中，刘禅坐稳了皇位，并因人成事完成了国内改革，而诸葛亮则达到了古今人臣的顶峰——得到君主的最高信任与尊重；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实现自己绝大部分的政治抱负；保持人臣的节操，名扬后世。
总之，刘禅虽然昏庸，却有自知之明，又能审时度势地克制自己，在其执政的早中期，做出了最符合他自身能力和自身利益的执政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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