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我们许多人都有一种误区，那就是认为古人都是盲目忠君的，正所谓“君为臣纲”。
其实不然，在忠君这个问题上，古人看得比较透彻，他们认为和民族生死存亡相比，君主其实是处于次要位置的。
自北宋中期之后，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虽然嘴说讲“忠君”，但实际上旗帜鲜明地摒弃了只强调臣民绝对服从君王的愚忠概念，转而强调君王应以社稷国家之久远利益为忠的前题，即所谓“君要行君道，”君要能时刻“为江山社稷计”。
如理学创使人二程就曾多次指出：“忠者天理，”“然为君尽君道亦天理也，”
“君王背天理而使臣，便不能望臣尽忠。”
比二程更为著名的思想家王安石则更尖锐地指出：
“夫君之可爱而臣之不可犯上，盖夫莫大之义而万世不可易也。然桀、纣为不善而汤、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为不义。”
（王安石像）
不难看出，这些大宋臣民已没有多少“愚忠”的意识，竟然不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公开宣称：若君王多行不义，臣民不仅不必忠其君，甚至“放”（赶跑）、“弑”（杀掉）之，也是理所当然！
而实际上，宋人并不仅仅在理论上反对“愚忠”，在实践中走得更远。这一套理论在抗金卫国战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下，整个华夏民族处于危亡关头。
很可惜的是，腐朽没落的宋王朝统治者，却没有率领全体军民抗争的勇气，而是选择了在摇尾乞怜，无耻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
他们吸食国家亿万百姓的供养，本应该在天下兴亡的关键时刻抗战到底，可他们却放弃了组织宋朝人民反抗民族压迫、拯救民族危亡的最为起码的职责！
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宋朝人民上至一大批文武大臣，下至底层士兵和民众，无情地唾弃了卖国之君，公开发出以“忠于社稷，忠于国家”为忠的“忠义”怒吼！
他们坚决拒绝奉行卖国之君和金人妥协的旨意，而是选择了抗争到底！
其中一个很突出的例子，那就是宋钦宗为求和而罢免抗战派官僚李纲时，汴京城里立即爆发了以陈东为首的数十万军民大示威，他们杀主降官、杀宫使，随时准备冲入皇宫，旗帜鲜明地把矛头对准卖国皇帝，逼着宋钦宗立即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让他们率众抗金。
（宋钦宗真是一个昏君）
他们理直气壮地宣告，这种行动，是“以忠义挟天子”，不是背叛国家，而是真正的忠义之举！
这是宋人第一次公开突破以“忠君”为忠的思想藩篱，给“忠”这一传统伦理概念赋于新的内涵。
很可惜的是，即便有如此忠义的人民，但宋钦宗仍一意孤行，与金兵订立城下之盟，下诏割让河间、太原、中山三镇以求得一时苟安。
面对这一无耻行径，两河人民不仅不对这个昏君愚忠，反而焚毁诏书，杀掉钦差割地使！“抉其目而脔之”！
他们“城自为战，人自为战”，誓与国土共存亡！
如此壮烈的行动，表达人民对皇帝极度轻蔑，以及对国家的无限忠城！
到了南宋初年，忠于国家和民族，已成宋人最光荣最基本的职责，也成为社会检验某种行为是否“忠义”的最为重要的尺度。
于是，当人们并不知宋高宗逃亡何处时，却始终不懈地投入抗金救国斗争：北方蜂拥兴起无数“忠义民兵”，接连又出现了壮烈的陕州保卫战、徐州保卫战、楚州保卫战……
就连曾与宋王朝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各路农民、渔民、士兵起义军，到了这个时候也都放下了成见，将矛头指向金兵，而与宋朝抗金军民站到了一起。
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这些爱国的军民，南宋朝廷的投降更可以说是肆无忌惮。
就在全国军民和金贼血战之时，宋高宗和秦桧这一对昏君奸臣却打着“尽孝”的幌子，借口迎梓宫而卖国投降之时，各阶层人士都强烈表示反对和愤慨。
小小的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两日之间，坊刻万千，传遍天下。
在历数秦桧误国的同时，胡铨也毫不客气地痛斥宋高宗道：“陛下一屈膝，则祖宗、社稷之灵尽污……，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羞忍耻……，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
这样的一番言论，可以说是指着赵构和秦桧的鼻子骂了，这对昏君奸臣虽然恨得牙痒痒，但无奈民意难违，最终也没有杀了他，而是将他流放。
臣僚范如圭也警告赵构：“自公卿大夫以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忿怒，岂有听陛下北面而为仇敌之臣哉！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这里的“意外之患”是什么？为何又“不可胜言”？
赵构其实心里也很清楚，如果自己再一意孤行下去，天下“六军万姓”要愤而唾弃他这个皇帝，也是绝对不可能对他唯命是从的。
从“以忠义挟天子”，到范如圭不可胜言的“意外之患”，都清楚地说明：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忠”的内涵，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社稷。
比起其父兄徽钦二帝，赵构更可以说是没心没肺！
社稷被颠覆、父兄被掳，自己的母亲韦太后也被金人凌辱并且生下了私生子……，这样的奇耻大辱，赵构比任何人更有理由复仇，让侵略者血债血偿！
很可惜，赵构却选择了苟且偷生，将大宋军民好不容易才有的胜利果实全部丢弃！
绍兴十年（1140）金兵叛盟，大军压境，赵构迫不得已，下诏岳飞等全线抗金。
时岳飞苦心经营大举北伐已达三年，中原义军，已在两河结成起犄角之势，单等岳飞挥戈北上。
西线上的抗金将领吴玠、胡世将等，也都在顽强地抗击金兵，把金兵阻击在凤翔，在东线上，抗金将领刘锜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术十万大军的猛烈攻击。
另有韩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阳军，刘光世率部进攻和州，张俊部王德已进军宿、亳，形势对宋非常有利。
此时的宋金形势已然是完全逆转，只要赵构下定决心，就可以一血前耻，收复大好河山，拯救北方民众于水火之中！
很可惜的是，赵构一见局势缓和，便要岳飞住手，专派司农少卿李若虚星夜赶往鄂州（今武昌），传旨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
岳飞见旨后，义愤填膺，反复向李若虚申明形势大义。
李若虚再三坚请岳飞遵旨班师，岳飞坚决不从，宁可违抗皇帝而招来杀头之祸，也决不让国家失去这次难得的抗金良机，毅然抗诏挥师北伐。
岳飞这种无限忠于祖国的义举，让李若虚大为感动，也毅然表示：“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
于是才有了郾城大捷，宋军才能进军朱仙镇，打出了宋朝的国威，金人悲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郾城大捷，金人悲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由此可知，在两宋之交，全国军民都有矢志恢复河山的决心和意志，人心可用。
只有大宋朝廷坚持不和金人妥协，是一定可以有所作为的。
很可惜，在如此大好形势之下，赵构却选择了和金人议和，无耻地杀害了岳飞，将大好形势毁于一旦，也使得天下士民无不寒心！
（电视剧中的赵构和秦桧形象）
从此以后，大宋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机会，只能苟延残喘，直至最终的灭亡！
如果大宋朝廷多点血气，少点贪生怕死之念，华夏又何至于会亡天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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