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喻琰 实习生 苏莹
学者苗国。受访者供图
年轻人平均初婚年龄逐渐推后的趋势正在引发关注。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我国城市居民平均初婚年龄为28.84岁，乡村平均初婚年龄也已经达到28.38岁。
数据的背后，反映了年轻人的婚恋观正在发生变化。今年6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苗国、助理研究员黄永亮曾撰文分析青年群体婚育观念的变迁。
作者认为，由婚配困难可能诱发的低生育风险必须加以重视。婚配供需之间的鸿沟，被当下年轻人对自身的定位偏差放大，两者合力导致城市男女婚配困难，引发严重的婚姻挤压。高期望导致的婚配困难使东亚社会陷入低生育状态。
这篇论文发表在《中国青年研究》，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网友讨论。有网友评论称，“年轻人太累了，没有精力谈恋爱。”也有网友称，“不是年轻人不愿意生，也不是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年轻人生活压力太大，不敢结婚，结了婚也不敢生孩子。”
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话了学者苗国。他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以来长期关注当下年轻人的婚恋观。在他看来，当下年轻人的婚恋观呈现一种较为矛盾的局面。一方面在意亲密关系里的情感需求，另一方面却害怕承担婚姻中“潜在”的风险。
苗国称，在个体化生存的时代，结不结婚对于当下年轻人来说并不重要。但中国传统文化里依然对家庭存在理想化的追求。在相亲市场上，男女双方频繁地筛选对方，也是对于两性关系的某种“异化”。
他认为，无休止的筛选，自感不适后频繁切换筛选对象，只会激发不切实际的高期望，自毁良缘。只有当人们不再将庞大的欲望压在婚姻之上，婚姻才能轻装前行，才能真正地实现它的使命：情感与陪伴。
“婚姻挤压”
澎湃新闻：在你的研究观察中，当下年轻人的婚恋观为何值得关注？
苗国：“单身社会”这个现象，不仅出现在一线城市或者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越来越普遍，从数据上看基本是这个情况。
从2006年至2016年，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分别从23.6岁、24.3岁推迟至26.3岁、26.9岁，20岁至34岁女性已婚比例从75%下降到67.3%。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涨到了28.67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
当前我国生育问题的核心是年轻人不愿结婚、生育，而不是生几个小孩的问题。未婚、不婚、拒婚人口增加，很可能加剧当前中国的低生育风险。
澎湃新闻：初婚年龄推迟，受哪些方面的影响？
苗国：从低婚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来讲，我认为第一重要的因素是教育。整体上无论男女，受教育水平都比上一代提升很多。特别是现在，女性受教育程度以及她们的学业成绩表现超过男性，如果还要维持传统婚配模式，女性找到如意婚配对象难度会越来越大，结婚率下降会更突出。
传统的婚姻与两性关系由男性主导，因为那时女性没有太多独立能力，女性在职业上和男性差距比较大。现在女性有了更多选择，或者说无论男女都有更多经济独立的资本，所以说关于结婚率下降，教育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现代职场让人很疲惫，在高竞争、高压力的环境下，要年轻人再拿精力去谈恋爱结婚，不少人招架不住，这是一个非常普遍性的问题。
以上两个因素是结构性的，且是普遍性的，对年轻一代的结婚率，至少是婚姻的推迟，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澎湃新闻：你在论文中提到“婚姻挤压”现象，能否展开说一说？
苗国：“婚姻挤压”是结构性的现象，适婚青年男女人口数量相差较大、性别比失衡，导致某一性别人口找配偶困难的现象。本质上是一个人口性别年龄结构问题。
生育率持续降低、男女性别比结构失衡等因素，导致男性存在严重的婚姻挤压问题。女性倾向于匹配比自己更优质的男性，男性可以往下兼容。结果就是最上层的女性变成剩女了，最底层的男性没人看得上。
“个体化”时代
澎湃新闻：在你的研究中，年轻人对婚育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苗国：从学术角度而言，有个理论视角叫“时间-年龄-代际”分析，“年龄”的概念是指人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在人的生命周期里，结婚的平均年龄、初婚的平均年龄甚至离婚的平均年龄，都是可以通过统计方法得到的。从数据看，特别是中国的大中城市，婚姻推迟效应已经超过西方发达国家。
除了刚才说的年龄因素，还有其他随“时间”变化的结构性因素。例如，日本持续几十年经济萎靡，年轻人没有个体发展希望，社会整体也没有经济活力，这进一步降低婚配和生育意愿。
还有重要的“代际”因素，比如说70后、80后、90后，每10年一代，每一代人对于婚姻、家庭、两性关系的理解会有不同，甚至可能会有一些颠覆性的认知。与父母辈相比，“30多岁还未结婚”变得日益普遍，越来越多“80后”“90后”乃至“00后”把单身视为正常选择，“个体化”生存时代，越来越多年轻人可能认为是否要结婚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现在所处状况和10年、20年前的日本韩国差不多，日韩目前的状态是多数年轻人处在同居或者单身状态，结婚欲望很低。在西方发达国家，非婚生育的新生儿数量已经占所有新生儿数量的一半以上。东亚国家普遍不接受“非婚生育”，因此生育水平更低。
对青年一代，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往往意味着更强的个体独立性和摆脱传统婚姻规范的能力，快餐式的一次性男女间感情交往就像是购买日用消费品，而婚姻好比是购买大宗耐用消费品。如果婚姻很昂贵，那么大家就只能选择“快消品”。就像卖不起房可以租房，大体一个道理。
另外，婚姻还会有一些新变化。有一个重要的国情因素比较特殊。80后、90后是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代际，“独生子女的想法和以往多子女家庭的想法就是不太一样”，主张个性自我和厌恶别人指手画脚的想法已经固化了。
独生子女会更加自我，专业术语叫“个体化”。一方面是自我意识上的“个体化”，但另一方面这种个体意识的独立还依赖于父母的经济资助。以前多子女家庭，父母的资源是分散给各个孩子的。现在则只有一个孩子，所有的资源都集中于一人，孩子可以做出一些比较任性的选择，独生子女的父母对孩子的不婚选择就更加宽容（当然也会是某种无奈）。
婚姻无法追求最优选择
澎湃新闻：在你的研究中，男女婚恋观有什么区别？
苗国：我曾经在文章里写过这是“主观定位”的问题，现代受教育女性不再简单关心择偶对象的物质条件，更看重情感、个性匹配。这样会面临一个困局，随着年龄增长，个体一旦错过了择偶的黄金时期，就不再有选择权了。优秀的单身异性可能都被匹配完了，只能在别人挑剩下的里面挑，会越挑越差。因为人口队列已经固定了，能选择的异性数量和范围都是固定的。
农村大龄男性和城市大龄女性，两者几乎没有任何交集，不可能让上海的女白领到村里找“王大锤”。我在论文里提过，现代社会婚姻关系里，可能更看重的是健康积极的两性关系，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男性和女性的思维差异很大，而且这个差距并不会因为谈恋爱或者结婚就能弥补。
澎湃新闻：当下部分年轻人害怕婚姻，是在害怕什么呢？
苗国：过去，家庭是一种避险的制度，现在“家庭”反而成为了一种风险来源。这个趋势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年轻人成家，实际上从制度角度来说，是降低了各种成本，更有利于各自的生活，双方合作之后效益最大化。现在，单身可能是个体最舒适的状态，是个体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婚姻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收益。但当下不少年轻人会认为，婚姻收益还没有大到足够让人愿意承受很大风险的程度。可能这也是结婚率大幅下降的一个原因，而且这个趋势可能会长期持续。
澎湃新闻：你在研究中提到“低欲望躺平主义”，如何理解？
苗国：“低欲望躺平”心态是由日本传入的当下一个比较流行的词汇。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只有真正贫穷的才会造成彻底的低欲望社会，较低的欲望满足反而有较高的生育水平。
现代社会是一个欲望很高却得不到满足的“伪低欲望社会”。婚恋领域的典型表现是“伪低欲望躺平主义”，其本质是一种婚育需求的异化，只是一种压抑的释放通道或者是话语托词。
澎湃新闻：结合你的观察分析，怎样提高年轻人的婚育意愿？
苗国：婚姻和生育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个体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必须通过矛盾、冲突、争吵或者不愉快去理解。婚姻会使人形成一种现实的或者比较务实的人生观，这相当于说是一个“成人礼”。
抖音上很多所谓情感博主自称是“现实主义情感实操大师”，这类情感教学往往涉及“异化”的问题。按照正常人理解，两性交往是自然的，中国人比较讲究缘分，缘起缘分中国人很看重，这种情感教学不能体现和谐、平等、积极向上的关系。
我们应当对婚配困难诱发的低生育风险保持警惕。婚姻无法追求最优选择，且婚育的黄金年龄非常宝贵，择偶的机会窗口稍纵即逝，只有看清自己、找准定位，才能做出合适的选择。不要将庞大的欲望压在婚姻之上，应该真正实现它的使命：情感与陪伴。
责任编辑：汤宇兵 图片编辑：陈飞燕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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