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日，在广州工作的青年回到家乡江西婺源举行当地习俗的婚礼。 （视觉中国/图）
从2012年开始去乡村做田野调查，李永萍九年来走遍了全国各地，一共进行了七百多天的驻村调查。她和研究团队通常在村里住下，每次待上二十天左右，每个人关注的主题不同，李永萍侧重家庭问题。虽然话题有一定私密性，但熟悉之后大部分村民都愿意交流。
李永萍从小在四川农村长大，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现在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助理研究员。她成长阶段的乡村面貌和调研时所见大不相同，既有时间变迁的因素，也有不同地区的显著差异。
她沿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教授所提出的分类，将全国区域大体划分为三种：一是宗族性地区，江西、福建等部分华南地区，还保留了祠堂、宗祠、族谱等宗族传统；二是原子化地区，如西南地区、东北农村等，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不强，不像宗族有血缘深厚的连接；三是小亲族地区，例如华北农村，亲兄弟之间关系紧密，构成小亲族或户族，又不像宗族那么强大。
打工经济冲击了乡村社会的旧有面貌，农村婚姻家庭模式发生着变迁和转型。天价彩礼、光棍、上门女婿、两头婚等热点现象近年广泛引起讨论。李永萍将她的研究随笔集结成《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2月16日，围绕农村彩礼、光棍成窝、婚姻失序、打工女性回家陪读等现象，李永萍接受南方周末专访。
本地婚姻会推高彩礼
南方周末：你成长年代的农村和后来去调研的乡村社会有哪些明显不同？
李永萍：中国农村最近这十几年变化确实挺大的，而且每个地方的区域差异也很大。比如老年人的地位，包括家里的代际关系，我老家是四川的，四川那边父母对子女的代际责任不是那么厚重，父母的压力不会很大，但是我到华北的河南、山东这些地方调研，华北父母的代际责任比较重，在子女的结婚上压力很大。
南方周末：不同地区农村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参与度是怎样的？
李永萍：河南、山东在华北很典型，婚姻成本大部分都要靠父母支持，彩礼比较重，买房等其他婚姻成本都比较高，所以父母对子女提供了较多经济支持，自然对子女婚姻的介入就会多一些。这种介入还包括父母可能还会比较积极地去帮助子女寻找婚配对象，帮忙相亲介绍，这些在华北都比较普遍。前两年在华北调研看见，现在的年轻人结婚很多是父母帮忙托人介绍或相亲认识的。虽然不是完全由父母包办，介绍之后还要看两个人能不能合得来，但确实有父母介入。
在我家乡四川或是西南一带，父母对子女的婚姻介入度比较弱。一个是父母不用承担很多婚姻成本，有条件可以支持，但是如果没有或者不愿意，可以少支持一些，没有刚性的责任。另外，在西南地区自由恋爱比较多，更多是子女自己去找，打工时在外面找。
南方周末：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婚姻成本会相差这么大？
李永萍：从我调研的情况来看，彩礼的数额有很大的差异，总体来看，华北农村的彩礼比较高，河南比较典型，河北、西北等地普遍比较高。近几年的标准，一个儿子的家庭至少是十几万，如果这个家庭有两个儿子，女方肯定提出更高的彩礼，两个儿子一般是二十万起步。除了彩礼之外，很多要求买房，比如在县里或者镇上买房，买车也成了标配。但是在华南农村，我们称之为一些还带有宗族性传统的村庄，像我调研过的江西寻乌、广东清远、福建一些内陆地方，彩礼总体来说不是很高。我2019年暑假到江西寻乌调研的时候，那里的彩礼就是两三万，甚至一两万，整体保持很低的水平。
云贵川这些西南地区，彩礼也很低，有些地区甚至没有彩礼的说法，不是说非要给彩礼，有些是因为婚姻圈已经扩大了，慢慢这些地方的人知道了有彩礼的说法，开始提出这个，但并没有一个刚性的标准，通常是根据情况，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总体来说也不高，可能四五万、两三万。
南方周末：为什么有宗族性传统的村庄会维持较低的彩礼？
李永萍：在宗族性地方，父母对子女婚配的压力或者责任弱于北方农村，父母和老年人在家里的权力地位比较高，还有那种父权观念。不像在华北农村，父母会倾尽全力地为子女结婚负责，帮助他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另外，它和彩礼的归属也有一定关系，就是彩礼最终流向了哪里。在华北农村，我们看到彩礼最终都是给到了女儿，男方给到女方父母，女方父母基本上都会原封不动地给出嫁的女儿，其实都到了女儿的小家庭。但是宗族性地方不一样，它的彩礼仍然是给到女方父母，彩礼最原本的意义或性质，就是给女方父母的补偿，因为女方父母养育女儿很辛苦，所以在南方这些宗族性的地方叫“育生钱”“奶浆钱”，从这个名称就能看出补偿的内涵。当然女方父母会为出嫁的女儿准备一份嫁妆，但是这个嫁妆肯定低于彩礼，只是里面的一部分，其余彩礼的钱都由女方父母来支配，比如用于家庭其他开支，甚至用来给儿子结婚。现在经济条件不像以前那么差了，家里不是非要靠女儿出嫁的彩礼钱过日子，如果父母还要求高彩礼，别人就会说你是卖女儿。所以在不同地方的归属不一样，最终也会影响彩礼的价格。
南方周末：你在书里写过，全国婚姻市场流通和异地婚姻会影响彩礼的高低，如何影响？
李永萍：我们看到北方，特别是华北，高彩礼有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就是本地婚姻市场。相对于全国性婚姻市场，本地婚姻市场有进一步把彩礼推高的倾向。因为在本地，婚姻市场内部的竞争比较激烈，比如在河南，大家都愿意找本地媳妇，而且一般至少同县，甚至要同镇的。特别是现在打工的情况下，虽然父母也希望女儿嫁到本地，但是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外流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女性随便嫁到哪里都可以，但男方很多还是回到本地来结婚，不会随着女方去，所以在本地婚姻市场里，女性资源就很稀缺，竞争很激烈，这个时候谁家给的彩礼高，可能就会占优势。
另外，本地婚姻市场具有文化的同质性，大家都要彩礼，而且都知道彩礼这个说法，当大家都认同这套仪式和程序的时候，你不要彩礼反而会被认为不正常。在北方一些农村地区，有的女方父母不想要那么高的彩礼，别人会说他女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然为什么不愿意要高彩礼，于是女方父母不得不要。在全国性婚姻市场里，异地婚姻相对不会助推高彩礼。
“越来越多男性因为老实成为光棍”
南方周末：你在很多调研中分析了农村的光棍现象，这些年在城市大家比较关注“剩女”，为什么在乡村和城市受到关注的单身者性别不同？
李永萍：从结构性角度看，这与婚姻资源的不匹配有关。从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来看，全国适婚年龄的女性数量是低于男性的，必然会有一部分男性要打光棍。最后谁会成为光棍，从经济上来看肯定农村的男性概率更大。我们讲的光棍更多还是被动剩下的，而城市的“剩女”很多是主动剩下的，很多人不愿意结婚或者可以接受单身。其实不只城市，包括在发达地区的农村，比如我们在浙江调研的时候，村里也会出现“剩女”的情况，因为她经济条件很好，女性的观念也比较开放，她不想将就，如果没遇到合适的，她觉得一个人过也挺好。
南方周末：浙江一些地区出现了赘婿、上门女婿现象，也是这个原因？
李永萍：对，浙江出现这个现象，和经济比较发达有关，男方很有可能是外地的，他来那个地方打工，女方的条件比男方原本的家庭好很多，他可以接受赘婿。不仅浙江，别的地方也有这种婚姻模式，只是它的逻辑不太一样，比如之前讨论比较多的苏南的“两头婚”（指男女双方两头皆是婚娶婚嫁，夫妻两头走）。四川地区的上门女婿挺多的，上门女婿和娶女方进来没有太大差别，观念上不会排斥上门女婿，上门女婿自己也不会觉得低人一等。这一点确实差异很大，比如在北方农村就很少看到上门女婿，河南、山东这些地方上门女婿的压力很大，上门的男性肯定是家里条件最差的，个人条件也最差，容易被看不起。但是在西南一带通常不会有这种压力，跟正常结婚没有什么差别。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分析过，“光棍成窝”一般发生在偏远山区农村，如贵州农村、鄂西山区成了全国性婚姻市场的“低洼地带”，但光棍在当地农村却不会感受到异样的眼光，不影响他们参与村庄正常的公共生活，为什么那里的村庄社会对光棍有很好的接纳度？
李永萍：贵州、鄂西都属于西南一带的文化，还包括四川，光棍在村庄里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只要你正常地去打工、参与劳动，不会因为你没有结婚就低人一等或者被看不起，别人不会有这样的眼光。但是在河南、山东等华北农村，村庄对光棍的接纳度比较低，不仅光棍，而且他们父母在村庄里也会有点被看不起，会成为村庄的边缘人。我们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在华北农村调研的时候，光棍很容易被一眼识别出，作为外来人，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有没有结婚，但是很容易猜测到他是光棍，如果进一步了解，发现准确率很高。因为华北农村的光棍不太被村庄接纳，他对生活容易失去信心，有点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的状态，所以他很容易邋遢、不修边幅，也不太注重个人的穿着打扮，家里也会比较乱。
我们在成都调研的时候，住在一个农户阿姨家里，她的邻居是一个老光棍，当时应该六十多岁了，但我们没有想过他是光棍，看他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去茶馆打牌，跟其他人交往没有任何的异样。在四川、贵州调研的时候，如果别人没告诉你，你看不出光棍和其他人的差别，他可以和别人一样把日子过得很好，甚至可能过得更好，因为他没有家庭负担，他一个人劳动，把自己养活就可以，可能生活更潇洒。村庄社会对光棍的接纳度不同，也会从另一个层面影响光棍对于日常生活的态度和行为选择。
南方周末：这种不同程度的接纳主要受观念的影响，还是现实原因所致？
李永萍：可以说是观念影响，但这种观念的背后其实都有结构的影响，不是这个地方天然接纳或不接纳，而与当地的文化结构或者村庄社会结构有关。一是不同地方的农民对于结婚和传宗接代的态度不一样，在华北农村，传宗接代是家庭最主要的任务，必须要生儿子，而且生了儿子之后一定要让他顺利结婚，这样这个家庭才能绵延下去。在这样的观念之下，那些没有结婚的人，别人会觉得他太可怜了，没结婚的家庭被边缘的可能性很大。你没结婚，可能是父母没给你准备到位，或者你个人有些什么原因，既被看不起，同时也被可怜。在四川一些地方，农民对于结婚以及传宗接代没有那么强的观念，当然父母肯定都希望子女结婚，但如果实在不能结婚，也不是太大的问题，觉得那就这样吧，并不是这一生就过不下去了。
还有一个原因，和不同地方村庄的社会结构、村庄历史也有关系。比如和西南相比，华北农村的历史总体来说更久远一些，村庄的规范、规矩、内部舆论压力的强度也不一样。在北方农村，村庄舆论压力特别强，人会非常在乎别人或者村里对自己的评价，儿子要是没结婚，父母会着急得睡不着觉，会觉得别人都会在背后说儿子的不好。在四川一些地方，舆论压力就不会那么大，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当然也会有舆论，但是不会构成太大的影响。
南方周末：你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地方最后被剩下来的光棍都是“老实人”，这很普遍吗？
李永萍：对，这是我们在最近几年的调研里发现的。以前我们看到的光棍大部分是两种：一个是家庭经济困难，还有个人身体或智力有一些残疾。但是最近调研发现，有些未婚男青年家里条件不差，甚至有的在村庄里属于中上游，个人的长相还过得去，也没有什么残疾，工作也不错，但就没有结婚。我们就和村民交流了，他条件还可以，为什么结不了婚？很多村民说，他太老实了，不会跟女孩子交往。这是村民的原话，当很多人都这么说的时候，这个现象就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为什么“老实”成了一个问题，成为了婚姻当中的劣势？如果从历史来看，以前“老实”在婚姻中其实是一个褒义词。以前我们的父辈都愿意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忠厚老实的，这种才能过好日子。当然，并不是所有没结婚的都是老实人，并不是老实人都结不了婚，只是确实有这样一种新类型，越来越多男性因为老实、不会交往而成为光棍。
这其实和农民的整个婚姻家庭的变迁有很大关系。第一，婚姻当中大家所看重的东西不一样了，婚配能力的要求不一样了，以前结婚的时候，会更加看重家庭整体的状况，比如家庭经济、父母的为人，个人的性格、长相这些因素不那么重要，只要你家庭整体可以就行。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年轻人在婚姻市场上对异性的个人特质的要求会越来越多，尤其注重男性是不是跟我聊得来，男性的交往能力怎么样，特别很多女孩子都喜欢能说会道的，觉得这是很优势的特质，不会聊天、不会和女孩子交往可能会成为劣势。第二，为什么现在女孩子对个人交往能力越来越看重，其实反映了当下年轻人对婚姻当中情感的期待越来越高了，结婚并不是为了凑合过日子，也不是为了简单地传宗接代，还要重视两个人的情感互动。
当然也和婚配权力的变迁有关系。以前父母主导的比较多，父母会觉得他整体不错，你为什么只看重性格，父母就可以去操作。但现在父母在子女婚姻中的主导权越来越弱了，大部分地方都是自由恋爱，父母能干预的空间很小，年轻人聊不来，就是不来电，父母想强制要求都不可能。
“年轻人要离婚，父母也没有办法”
南方周末：离婚、婚外情等婚姻失序现象，在不同地区是否有不同表现？
李永萍：在原子化村庄地区相对来说更普遍。对于离婚或婚外情，原子化地区的舆论压力比较小，当事人不会面临很大压力，别人说你的，我的生活我自己过。从家庭内部来看，原子化地区家庭对个体的约束和束缚不是那么强，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没那么重，代际之间的责任不会那么厚重，个人有很多自主选择的空间。另外，这些地区家庭的压力普遍不是那么大，比如我在书里讲到东北农村的婚外情和离婚，很多是中年人。在原子化地区，中年父母没有太大的压力，子女都养大了，结婚也不用付出太多，中年人从家庭里面释放出来了。华北农村的很多中年父母还在辛辛苦苦为子女的结婚做准备，这种家庭代际责任非常厚重，中年人所有的压力都聚焦到一是子女的婚姻，二是帮助子女进城，都是在支持子代，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空间思考其他事情。
南方周末：你曾经谈到在某些农村地区，年轻人有很多“闪婚闪离”的现象，这和父母的干预有关系吗？
李永萍：这不是必然的，在我调研的地方中，河南存在“闪婚闪离”的现象，还有2021年上半年在贵州的一个山区农村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在河南这个地方，因为婚姻的压力比较大，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够尽早结婚，这样可以早点把任务完成，而且在父母看来，你越拖延到后面彩礼就会越高，能尽早结婚就尽早结婚。这就导致了，年轻人平常在外面打工，过年回来相亲，有的可能从认识到结婚一个月之内就完成了，但后面一相处又发现不太合适。所以河南的“闪婚闪离”，确实有父母干预的结果。但是我在贵州看到的就不是这样，贵州那边也有早婚，更多是年轻人自己谈的，比如一些小孩上职校或者初中就辍学，跟社会上的小青年混在一起谈恋爱，不小心怀孕了，怀孕之后父母就让他们结婚了。结婚之后可能很快女孩子出去打工了，或者两个人都出去打工，见识到更大的世界之后，对原来的对象有些不满意或觉得不合适，也可能“闪婚闪离”，这不是父母干预导致的。
南方周末：这些“闪婚闪离”的现象是否说明农村地区婚姻的约束性整体上变弱了？
李永萍：可能从历史变迁的角度会有，特别是对一些年轻人来说，本来婚姻对他的约束就有限，当他碰见更好的或者更合适的，可能会离婚。肯定有这个现象，但并不是主导性的。对父母辈来说，不同地区也有差异，有些地方的父母觉得无所谓，就看年轻人自己的，更关键是父母的态度很多时候起不了作用，可能父母不愿意他离婚，但在这个家庭里年轻人占主导地位，年轻人要离婚，父母也没有办法，阻止不了。
河南汝阳村民正在拉嫁妆。 （视觉中国/图）
打工女性回家陪读常见
南方周末：你在南方农村调研到的生育观念是怎样的？
李永萍：宗族性地方还是希望至少能够有一个儿子，比如江西、福建、广西，即使现在他们也要生两三个，甚至三四个，80后、90后这一代肯定都有好几个兄弟姐妹。想要生儿子，部分是农业社会里出于男性劳动力优势的考虑，最主要的还是出于家族、宗族绵延的考虑，总体来说，有宗族传统的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会比较强一点。但是在南方的原子化地区，比如四川，80后、90后一代的独生子女挺多，最多是两个，纯女户家庭也很多，观念改变得比较早一些。
南方周末：生儿子的偏好，主要是出于优势劳动力的功能性考虑，还是观念影响居多？
李永萍：其实应该是两个，一个是功能性，另一个我们可以称为价值性。很多价值实现是在家庭层面实现的，这个家族要很好地绵延下去，父母才会觉得我这一辈子有价值，这就是一种价值性的考虑。
南方周末：你发现在各地农村，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在结婚之后的一段时间回归家庭，主要为了照顾孩子，这和前些年讨论的留守儿童、代际抚养不同。这种情况现在普遍吗？
李永萍：如果从比例来看肯定不是占绝对主导，只是这个现象越来越多了，农村大部分的地方还是隔代抚育比较多，代际合作来共同育儿的也有。很多年轻女性回来，最主要是因为子女的教育问题，有的会回来陪读，因为现在农村的年轻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比较重视。另外很多农村的经济条件还可以，希望能在子女的教育上有更多投入，很多年轻人觉得爷爷奶奶管教的方法比较落后，网络、手机、游戏很多，所以有一些家庭选择由母亲回来照料小孩。这些家庭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可以由一个专门的人回来照顾，少一份收入也无所谓；另外一种是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到了子女特别关键的上学年龄就会回来。
有的女性是阶段性回来，可能孩子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回来几年，后来可以继续外出务工。我2021年暑假在安徽调研的时候发现陪读妈妈特别多，有的80后、90后家庭生了两个小孩，大的刚刚上学，小的又该上学了，这个时间就延得比较长，等小的上完学，不用她来照顾了，可能她也已经四十好几或者五十岁，不能出去打工了。妈妈回来照顾，对家庭会有一些冲击，会弱化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和经济积累，只能由丈夫一个人进入市场，即使半工半陪，她可以打点零工，但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不是很发达，工资比较低，比不上在沿海地区打工。所以这个现象对子女的教育可能会有提升，但对家庭经济来说确实是很大的压力。
南方周末：这些年社会很关注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缺失问题，女性回家照料会是良好的解决之道吗？
李永萍：我感觉这不是最优的，对家庭经济有很大冲击，而且会增加这个家庭的开支。我在安徽调研的情况，在县城，陪读妈妈和小孩一年的费用至少要两三万，父亲一个人在外面打工一年挣几万块钱，基本上全部用在这上面，积累不下任何资源。另外，也会对家庭关系构成影响，很多年轻的夫妻经常要分开，可能会有一方外遇的情况，对夫妻关系可能有冲击。还有对亲子关系也会有影响，陪读妈妈一般对小孩时间监控和管理都非常严格，小孩又正处于叛逆期，很容易构成亲子关系的紧张。陪读妈妈也面临很大压力，她会觉得付出了很多，甚至牺牲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一段时间回归到家庭。
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母亲陪读并不是最优选择，可能还需要更多其他方面的辅助。现在学校的公共性有所弱化，学校把很多教育责任转移给了家庭，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父母，都要辅导孩子写作业，那么农村留守家庭隔代抚育的劣势就会很凸显了。如果把学校作为教育主体的责任强化，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家庭的压力。2021年教育政策有很多改进，比如部分城市开始试点课后延时服务，如果农村的学校也能对留守儿童提供更多辅导，减少家庭的参与，一定程度就会弱化留守儿童的劣势。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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