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报道
纽约(CNN)——WeWork本周正式申请破产，这似乎是这家联合办公初创公司不可避免的发展，这家公司曾经承诺要彻底改变办公室工作，但多年来一直在慢慢瓦解。
WeWork的联合创始人亚当?诺伊曼(Adam Neumann)在早期的过度行为被充分记录下来，已经成为一本畅销书和一部明星云集的迷你剧的灵感来源。诺伊曼魅力无穷，他向投资者兜售了建立社区和对抗老派办公室文化的愿景，投资者为他的使命——正如他常说的那样，“提升世界的意识”——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这家初创公司搭上了风投支持的免费资金时代的顺风车，估值达到了470亿美元左右的峰值，然后一切都崩溃了。
诺伊曼最终在2019年被赶下台，但带走了数百万美元的“黄金降落伞”，据报道，他现在正在为一家新的伪房地产初创公司提供资金。
但其他人因公司的垮台而受到严重伤害。软银传奇投资者孙正义(Masayoshi Son)为了支持WeWork付出了数十亿美元的代价，同时也遭受了难以估量的声誉损失。WeWork的许多早期员工，因为获得了股票期权，所以工资较低，最后一无所获。
多年来，美国科技行业一直建立在许多神话之上，其中包括这样一种观点，即创始人是有远见的天才，可以提前数年预见到关键趋势。WeWork的大起大落是打破这一神话的最新引人注目的事件。
根据WeWork的声明和一本关于该公司的畅销书，我们来看看WeWork崛起过程中最疯狂的四个时刻。
在私人飞机上吸食大麻
许多前同事说，诺伊曼对大麻有嗜好，似乎特别喜欢在乘坐私人飞机时吸食大麻。
2019年夏天，诺伊曼和朋友们一边抽着大麻，一边乘坐湾流G650私人飞机飞越大西洋前往以色列。据《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在这群人降落后，机组人员显然发现了“一大块毒品塞在回程航班的麦片盒里”。飞机的主人因为这个发现召回了飞机，担心跨境运输大麻的后果，让诺伊曼自己找交通工具回纽约。
记者艾略特·布朗(Eliot Brown)和莫林·法雷尔(Maureen Farrell)在他们的公司编年史《我们的崇拜:我们工作、亚当·诺伊曼和伟大的创业错觉》(the Cult of We work)中写道，诺伊曼和他的小圈子也会让私人飞机上满是呕吐物。书中写道，有一次，诺伊曼驾驶一架私人飞机时，大麻烟太浓了，以至于在飞机上工作的机组人员不得不戴上氧气面罩。
把裁员和龙舌兰酒混在一起
诺伊曼还喜欢喝龙舌兰酒，在办公室喝酒也没有什么问题。(WeWork吸引千禧一代的举措之一是在其联合办公场所内设立免费啤酒和开放酒吧。)
但有时，酒精和派对会以轻率的方式与工作混在一起。一份报告称，2016年，诺伊曼解雇了约7%的员工，就在几周后，他在一次阴沉的全体会议上谈到了削减成本的努力，称这是艰难但必要的，公司会因此变得更好。然后，他让员工端着装满龙舌兰酒的塑料小酒杯进入房间，不久之后，嘻哈乐队Run-DMC的达瑞尔·麦克丹尼尔斯(Darryl McDaniels)出来为员工演奏了一曲，当时有些人还在消化这个消息。
WeGrow, WeLive和其他积极的副项目
WeWork还一度决定重塑儿童教育和住房市场。
该公司于2018年秋季为学前班至四年级的儿童开设了一所小学。该公司称，这所名为“WeGrow”的学校由亚当·诺伊曼(Adam Neumann)的妻子丽贝卡(Rebekah)带头创办，其使命是“释放每个人的超能力”。这所学校的学费起价为3.6万美元。除了传统的课程，孩子们还学习瑜伽、冥想和农业。
WeWork还在纽约市推出了一项名为“WeLive”的共同生活实验，将带有大量便利设施的时髦宿舍出租给年轻的专业人士。
该公司最终关闭了这所学校，并将自己从房地产业务中剥离出来。
ipo前的文书工作
终结的开始或许可以追溯到WeWork在2019年首次尝试上市。
该公司于2019年8月提交了S-1表格(基本上是寻求上市的公司的登记表)。在提交申请后的六周内，纽曼被解除了首席执行官的职务。
在那张S-1表格中，披露了当时这家私人控股公司的内部运作情况。除了暴露出超出预期的亏损，并对WeWork的盈利之路提出重大质疑外，该文件还曝光了WeWork与诺伊曼管理层之间一些如今臭名昭著的利益冲突。
也许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诺伊曼和他的创始合伙人注册了“我们”这个词的商标，然后回去向公司收取了近600万美元的商业使用费用，作为其品牌重塑的一部分。
后诺伊曼时代和大流行
在本周早些时候的一份声明中，诺伊曼称WeWork破产的消息“令人失望”。但他对公司破产后的未来表示了希望。“我相信，有了正确的战略和团队，重组将使WeWork成功崛起，”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但即使在诺伊曼离开后，WeWork也很难扭转颓势。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诺伊曼被解雇几个月后，新冠肺炎疫情就出现了，这对WeWork的核心业务——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共享办公空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新打击。
即使在疫情爆发多年后，许多办公室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远程工作，并且根本不愿意被要求进入办公室，这使得美国主要城市的空置办公室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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