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的几天，程耳一直忙于《无名》的宣传，计划随时都有调整，行程几乎密不透风。倦意明显笼罩在他的脸上，他也说自己的状态可能不是很好，实在太累了。
程耳很久没有经历这样的生活节奏了。自从2016年推出《罗曼蒂克消亡史》后，他五年没再拍片，一来是想让自己沉淀一下，二来也没有特别大的冲动。事实上，他并不享受拍电影这件事，甚至很难在片场获得那种兴奋感，反而总觉得负担在身，太过沉重。他喜欢自己呆着，或者读几页书，或者写几笔小说、剧本，偶尔看看电影，更多时候只是枯坐，什么也不干。
他的确不属于惯常意义上的职业导演。他的作品数量不多，而且以往几部电影虽然都具备充足的商业空间，却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风格鲜明的作者烙印，艺术独树一帜，普通观众的反应毁誉参半。这回的《无名》依然如是：顶级卡司、谍战题材，一个本来可以尔虞我诈、险象环生的故事，被他讲得回环往复、面若平湖。他说这大概出于某种本能，自己其实没有要去颠覆什么挑战什么，也不想让观众感到尴尬。
他不是一个特别愿意敞开自我的人，但似乎也全无躲闪的本事。对待提问，他总是略作迟疑，然后深思熟虑，尽力给出一个可以给出的最完整的回答。因此他的采访尽管是在疲惫中进行的，却并不草草。以下是对话中与《无名》有关的部分内容。除此以外，程耳聊的还有很多。
《无名》剧照
我其实不太享受拍电影这件事
《中国新闻周刊》：最初为什么会拍《无名》这部电影，创作思路是怎样诞生的？
程耳：还是因为想拍一个民国戏。最先确定的是这样一个年代，然后跟博纳于（冬）总有一些沟通，大概圈定了一个题材。基本上很多精力都是在写剧本，剧本大概前前后后有好几个月。
《中国新闻周刊》：这部电影在情节走向上其实无可避免地会有一个既定指向。这对你而言，构成一种创作的限制和挑战吗？
程耳：大体上我觉得还好，因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商业片的架构。我们想要有类型片的元素，也试图在传统类型片基础上有一些突破，无论是商业维度，还是创作者个性和艺术追求，所以不少精力是花在这个方面。
《中国新闻周刊》：将《无名》放在你的作品序列里，你会给予它一个怎样的位置？它算是目前最特别的一个作品吗？
程耳：它是我完成度最高的一个作品，也是商业性和艺术性都在继续进步的一个作品。
《中国新闻周刊》：但听说这一次的片场极其安静，甚至跟你合作过多次的刘一舟导演这次都有点怕你。这样的状态意味着什么？是否代表你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程耳：我拍戏一直都比较安静，只是这一次拍了四个多月，可以不用那么局促，随着整个工作的磨合，自然而然会越来越安静。我一贯不喜欢在现场大喊大叫，也不大用对讲机，因为没有必要的噪音会干扰演员情绪。
压力一定是很大的。拍戏对我来说其实每一次压力都很大，因为你每时每刻都需要去对结果负责——其实谁也不需要对这个结果负责的。通常大家拍了一段时间之后，剧组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地方，常常欢声笑语，尤其是拍摄没有那么疲惫时。但我很难体会到这种开心，我也从来不会出去吃饭什么的，我都是现场-酒店-现场-酒店。所以我其实是不太享受拍电影这件事的，太沉重，负担太大。
《无名》剧照
我一直希望比商业更商业，比艺术更艺术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放出的预告片中，为什么特意强调这是一部“超级商业片”？
程耳：那天我在剪片子，然后他们拿手机进来给我看，说好像大家还是觉得太文艺了，我说那咱就直接打一行字幕出来——“超级商业片”。这是一种玩笑，确实也没人往预告片里打这样的口号，但是我觉得效果还挺好的，反正喜欢的人一乐，不喜欢的人可能也觉得有趣。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是有一种自我调侃或者叛逆、反抗的意味在其中？
程耳：没有，我只是觉得它有趣，当时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什么可叛逆的，也不值当去叛逆。对于商业和艺术的这种划分，它的边界本身就没那么清晰，不是所有标签为艺术片的电影都是真正的艺术，也不是所有标签为商业片的电影都没有艺术性，好看的艺术片也是很好的商品，优秀的商业片也是一种艺术。真正的好电影一定比商业更商业、比艺术更艺术，对我来说，我一直希望做的事就是比商业更商业，比艺术更艺术。
《中国新闻周刊》：拍《罗曼蒂克消亡史》时，有几场戏是你临场现加或调整的。这一次《无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程耳：有，加得挺多的。因为我到上海筹备时，剧本更多的是一个大框架，没有写得那么具体、丰富，所以我每天都会在现场飞页。像黄磊饰演的人物，基本上算是飞页飞出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好像每部电影都喜欢使用顶级卡司？
程耳：因为我其实平时看的东西很少，知道的演员也很少。而且我一直用的是偏成熟的演员，到这个年龄段的演员，足够优秀的一定都是有知名度的，所以不是刻意为之。这一次王一博这么年轻的人，是我从来没有拍过的，所以我也就更懵圈了，这个年龄段我更不认识谁。但其实每个演员不会超出电影本身的语境，所以没有明星和普通演员的分界线，在我的电影里，演员是相对挺平等的。
《无名》剧照
看不懂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次为什么仍旧选择了非线性的叙事？在一些既定的情节走向基础上，隐藏的叙事和悬念的设置会不会有些徒劳和无力？
程耳：其实还好，我个人感觉不会显得无力，反倒是会加强某些感受，会比按顺序讲述更多一些发现的快感或者隐秘的快乐，甚至会引起一些思索或讨论。其实这种结构上的处理，我觉得特别像我们有时候发呆去回忆自己的某一段人生旅途。陷入回忆或者梦境的时候，它都不会按照时间顺序，一定是首先想起一件事儿，然后想起前前后后。
我喜欢在看似杂乱的众多元素中，随着故事推进，创作者的创作和观众的观赏齐头并进、一起梳理线索，试图在碎片中重建某一种秩序。而最终，秩序会带来，也会带来思想。我一直都在用这样一种结构方式说故事，我想大概是出于某种本能。除非大家问起，我也很少主动地去回顾、反思。我的电影当然剪辑上会有一些取舍和调整，但大的结构和方向都是在写剧本的那一刻就已经奠定，我一般写剧本就是这么结构的。好像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每一次试图拿起笔的时候，非常顺畅地就这么写。
《中国新闻周刊》：你担心这种叙事方式会对一部分观众产生障碍吗？
程耳：我觉得所谓的叙述方式，对于观众真正去接受一个故事，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影响。一部电影最终的接受效果，跟很多东西有关系，不光是结构，包括演员、题材、触及的深浅、价值观的方向。还有我最近意识到一点，它跟整个社会的情绪或者心态都是息息相关的，很难剥离。
大家有时候说看不懂，我觉得看不懂是一个伪命题，除非一个电影价值观过于晦涩，无法理清创作者究竟要做什么。平心而论，我没有走多远，无论结构上、美学上还是思想上，我没有要去颠覆什么、挑战什么。我反倒期待用一种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一些朴素的情感，其实我很少用移动镜头，几乎都是固定镜头，连轨道都很少用。好的电影一定是简单的朴素的，着力于表层的东西一定缺乏生命力，只有生命力才能抵御时间的洗涤或淘汰。
当然，跟观众之间的纽带需要不断尝试、不断沟通。《边境风云》吸引了第一批喜欢这种电影的人，《罗曼蒂克消亡史》又吸引来一批，《无名》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大，你跟观众之间需要互相试探。而且对我来说，我很难再去兼顾更多，我必须得首先做我擅长的事，然后力求一种准确的表达，既能符合自己的自尊心，也不要让观众感到尴尬。（但）每个创作者都必须去面对的是，没有哪一类电影、没有哪一位导演能够征服所有观众。
记者：徐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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